话语影响力研究的现实意义

日期:2018-05-08    来源:


何 玉 兴

《发现》专栏主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要参》副主编。

 充分认识话语,尤其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性。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拿破仑说:“大炮轰垮了封建制度,而墨水将淹没现代社会”。话语,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任何理念、理论和政策,都要通过话语来影响人,通过影响人来达到目标。许多问题,问到深处是语言,没有东西能够超出、先于、外在于语言。语言成为任何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成为任何社会科学的绝对必要条件。语言交往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语言交往共同体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单元;没有语言,不可能有主体间的交流。


 追溯语言史,就是一部统治阶级话语影响力的历史,一般来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权力在短时段的有限空间内产生速效的、速朽的话语影响力。希特勒掌权时,《我的奋斗》销售数百万册,年轻人订情互赠此书为信物;萨达姆《扎碧芭和国王》等垃圾小说当时列入伊拉克中学和大学的必读书;巴赫金以较多笔墨论述了权势对话语力的影响程度;哥白尼生前没敢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忏悔宣誓:我否认、憎恨并诅咒那种认为地球在转动的荒谬、卑鄙、可恶的异端邪说。


 萨义德说:控制短时期内大众的思想状况是容易的。人们往往受权威的控制和引导,用权威的眼睛来看,用权威的耳朵来听,用权威的脑袋来想,但是,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要把稳定与力量,或把一件事情的伟大性与持久性混为一谈。”汤因比说:“上帝喜欢削短出头的椽子。”随着权杖落地,多数人很快就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


 真理在长时段的无限空间中产生缓慢的、不朽的话语影响力。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人类真正的阐释者总是享有恒星的命运,但需要多年的时光,它的光芒才能被人看到。苏格拉底饮鸩之后对朋友说:告诉人们,你们埋葬的只是我的尸体;尼采哀叹:我的时代还未到来,只有明天的明天才属于我;叔本华的书几乎无人间津,他自我解嘲说:一个人越是属于后代,他就越不能被同辈人理解,我的书像镜子,蠢驴去照时,镜子里不可能有天使;英国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说:当一个真正的天才出现在这个世界时,你辨认他的依据就是笨伯们全都结成联盟对付他。


 权力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布鲁诺坚持日心说被处火刑,但地球仍在绕日转动;塞尔维特被烧死在日内瓦,但他发现的血液循环得到公认;皇帝的“御制诗”,有几首能够流传?现在还有谁读《我的奋斗》?费希特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永生不死;苏轼说:“君子之泽,百世不斩”;王文元《日完录》:官以显贵者短烁,学以文张者恒舞;西塞罗说:“他们人死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也死了。”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


 那些生前寂寞的真理发现者和捍卫者,就像普希金《纪念碑》中写的那样:他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荒草永不会淹没人们为它踏出的小径。


 拥有资源的多少决定话语影响力的大小,话语的背后是实力的较量,各社会群体依据自己的资源取得话语影响力。有时,大炮不仅是校正国界、调整群体位置的仪器,还是扩大话语影响力的扬声器。在冷兵器时代,优势社会群体一般是用武力发言的;拿破仑就是用大炮说话的;马基雅维里说: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没有武力为后盾是不能发号施令的。


 有时,话语影响力取决于钱袋的大小。叔本华说:“如果是一个穷人,那么他说的一切都会分文不值。用银嗓子唱歌当然好听,用金嘴巴说话显得更妙。”说话的是钱,印书出版是钱,在无线电台广播的是钱,统治国家的是钱;“良好的名声,最终依赖的基础是金钱的力量,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为了不同的目的,金钱可以在不同的时代说不同的方言。在古代,徽州盐商赞助文化事业,弄得文人们低三下四,《郑板桥集》载:“亦听气候于商人,奔走蹀躞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在现代,政治承包商将他们在选举上的影响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媒体把读者卖给广告商而不是把信息卖给读者。金钱往往在人们心中具有力量,所以,常常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力量。


 有时,话语影响力取决于拥有资讯和知识的多少。知识就是力量,知情就是权力。培根说:“人类知识和权力归一。”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是共生体,知识产生超权力的影响力,知识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奴役和监禁。优势群体通过霸占包括信息财富在内的一切稀缺资源,以此支配和控制弱势群体。“信息的储存在权威性资源的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论权威时说:“人的一生都在享用他人的新发现及其对事物的理解。而对这些新知识的接受程度则往往取决于发现者的身份。流行病学家说流感会通过接吻传染似乎比一个保姆说同样的话更可信些。”中国古代懂占星术的人都要归皇帝直接管理;罗马的元老们宣布:占卜权是属于我们的。语言被赋予超感觉、超人的社会性,形成语言拜物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把《圣经》译成人人可读的德文本,打破了教士依靠拉丁文垄断解释《圣经》的特权,海涅说:“这部书已普及于赤贫的人民手中,这使这些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高深指导,也会用文字来发表意见了。” “法律一旦用俗语写下来了,法律的知识就不再只受贵族的统治”。

 正视话语影响力的“马太效应”,声望人物在影响舆论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发言时应该慎重和自重。应该增加弱势群体的发言的机会。话语霸权的“马太效应”与埃勒•诺依曼“沉默的螺旋”原理大致相同,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形而上的话语能力有压倒性的影响。弱势群体越不能说,越没有机会说,越没有机会说,越没有说的能力。弱势群体由沉默到失语,由心理到生理,渐渐减少或失去了理解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乃至有了说话的机会,已不能甚至不想说出应该说出的话。


 从生理学原理分析,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质随社会地位不同而变化。地位越高,活动越兴奋,地位越低,则引发退缩功能性变化,产生“用进废退”效果。印度有一个部落,自给自足,无须交往,人到四十岁时,几乎不会说话了。从发言权方面分析,希腊欧里比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孙中山评论清末政治时说:“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身受冤抑,无所吁诉”;法国的三级会议,最底层人民被剥夺了话语权利。从组织、代言人方面分析,弱势社会群体的规模越大,组织程度越低,话语能力越弱,产生自己代言人的可能性越小。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如果名望人物说错了话,“鉴于他们有许多的读者和听众,他们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我在《最绝望的堕落》中写道: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